总体安全观统领全局，法治中的平安内涵丰富；以制度根基筑牢长治久安。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一部署深刻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风险因素交织叠加的复杂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论断，为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他明确指出，总体安全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安全，平安是发展中的平安、动态中的平安、开放中的平安、法治中的平安。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平安建设的时代特质和实现路径，标志着对安全问题和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新高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法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有效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为守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法治中的平安”这一重要概念，首先体现为法治之安的根本特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法治恢复社会秩序，到改革开放时期运用法治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再到新时代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我国法治建设持续深化并不断取得进展。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实践，平安内涵已从传统治安领域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形成全面“大平安”格局。法治通过明确权利义务界限、规范公权力行使、提供稳定社会预期以及权威纠纷解决机制，为整个社会运行确立了可靠规则基础。将发展和安全统筹融入法治进程之中，运用法治思维科学谋划发展路径、系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从而筑牢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治理效能，还为社会各界提供了清晰的行为指引和信任保障。

“法治中的平安”进一步依托于体系之安的系统支撑。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将系统治理与依法治理紧密结合，在统一法治框架下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治理工作。近年来，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刑事立法持续完善，特别是在生产安全、金融安全等重点领域不断加强规范，有力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惩戒的系统转型。在法律体系日益完备的基础上，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的制定和适用，进一步明确依法从严与依法从宽的条件和标准，实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这种体系化推进，确保了安全治理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为构建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法治中的平安”稳固建立在秩序之安的坚实基础之上。法治的核心功能之一在于稳定社会预期，只有在明确、稳定的规则体系之上，社会秩序才能持久巩固。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是前提，法律不应因个别情况或短期需求随意变动，从而为社会提供可靠的行为准则和信任基础。同时，公权力行使必须严格遵循法定权限和程序，确保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公开透明、标准统一、结果可预期，不断增强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和遵从。在矛盾纠纷化解方面，法治提供规范化、权威化的核心渠道，通过法律规则的公正反复适用，逐步在全社会培育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这一共识的形成，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深厚的社会规则基础，也显著提升了治理的韧性和适应性。

“法治中的平安”最终指向韧性之安的高层次境界。这一境界是法律刚性权威与德治柔性教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法治的刚性通过划定行为底线、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形成强大震慑，筑牢平安防线。然而，平安的持久稳固不能仅依赖惩戒力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在平安建设中深入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广泛普法增强全民法治信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在司法实践中完善相关从宽制度，实现惩治、教育与挽救的统一。通过法治与德治深度融合，培育理性平和、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塑造能够有效抵御复杂风险、实现动态平衡的社会韧性。这正是“法治中的平安”所追求的治理高地。

从理论贡献来看，“法治中的平安”论断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在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将法治原则全面融入平安中国建设，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如何以法治保障长治久安、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课题。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治理的法治化理论，将社会矛盾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整体框架。在实践层面，要求将各类风险置于法治程序中应对，为中国之治提供坚实规则支撑。通过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平安中国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